红军主力冒进湘南-八月失败与黄洋界

    毛泽东上书陈言的第三天，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出毛泽东所料，湘敌吴尚第八军按湘赣两省敌军于7月7日“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协约，乘我红四军主力远在永新、宁冈空虚之机，发动进攻了。

    7月4日，吴尚以第一、第二两个师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宁冈，顿时处于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等率三十二团和宁冈赤卫队、暴动队一起上阵，在睦村、河桥、砻市一带组成多道铁网，四面骚扰，坚壁清野，阻击敌军。但是，一个三十二团与地方武装毕竟不是敌正规军两个师的对手。7月9日，敌人突破砻市防线，向新城推进，意欲与赣敌第六军胡文斗部和第九师杨池生部会合，在永新南北夹击朱毛红军。

    正在永新的毛泽东接到了宁冈告急的报告。

    军情紧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主力，应召火速赶回永新，相机应敌。

    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宁冈解危，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未料，我军棋慢一着，二十八、二十九团从间道出击不及，与湘敌在永新新源咀错道而过。湘敌闻我主力已归，恐有所失，匆匆向莲花前进。朱德、陈毅、王尔琢当即决断，率部挥戈西进，袭击湘敌老巢――酃县、茶陵，迫使敌人回援后方，放弃“会剿”。

    7月12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

    湘敌果然害怕，于14日急穿永新退回茶陵。湘敌刚退，赣敌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胡文斗6个团，共11个团进入永新。

    朱德率红军大队攻克酃县后，本计划再攻茶陵。但此时，湘敌已退驻茶陵，赣敌重兵又集聚永新，三十一团面临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等决定率红军大队折回宁冈，增援永新。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当红军大队进至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7月12日晚，红二十九团借口湖南省委有要四军去湘南的命令，竟瞒着军委和上级长官，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13日开往湘南！而且，“私下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

    朱德、陈毅闻讯后，连夜找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询问情况，当即指示连夜加紧做工作，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件发生。并且，连夜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急送永新。

    红二十九团系湘南宜章农军组成。自1928年“年关暴动”至今，近大半年时间了，很多人存在着浓烈的思乡情绪。永新联席会议后，得知湖南省委要四军前往湘南，欣喜一时变成了狂热，在乡土观念的驱使下，发生了12日晚上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决回乡的严重变故。

    13日，王尔琢、胡少海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传达了军委要红军大队回永新增援的命令。是日，部队一失以往的雄风，懒懒散散，士气低落。二十九团要求回湘南的情绪依然很重，二十八团官兵则也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赣南。

    军心涣散，乃兵家之大忌。对此，朱德、陈毅等都觉得很棘手。正在焦急之时，毛泽东派茶陵县委书记飞马传信赶到酃县。毛泽东在信中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态度，要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坚持边界斗争。

    朱德、陈毅、王尔琢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为说服部队，朱德在酃县泉书院外，向部队讲了话。他说：“弟兄们，毛委员在永新派人给我们飞马传信了！现在永新吃紧，我们要回兵永新！至于湘南，我们是要去的，但现在不能去。二十九团的同志们想‘打回老家去’看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宜章、郴州敌情不明，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我们闹革命，是全国性的革命。我们打土豪也不是打一省一县的土豪，我们要打全国的土豪！我们要消灭反动派，也并不是消灭哪一省哪一县的反动派，我们要消灭全国的反动派！”但军长朱德的这番讲话，二十九团官兵都听不进去。会场上又闹了半天，“朱德同志三劝四劝也不行”，二十九团战士仍叫嚷着“我们自己指挥自己”，“杀回老家去”。

    “军队当时的负责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十四号由酃县城开至沔渡（酃县境内到宁冈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朱德、陈毅感到事态严重。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太严重了！但对士兵们又不能威迫，真是为难极了。

    15日，朱德、陈毅在酃县沔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做说服工作。随军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工作，反而“导扬其焰”，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在两种意见争持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一下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散会时，龚楚竟对杜修经说：“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龚楚身为二十九团党代表，非但不协助朱德做工作，反而成了“回湘南的主角”，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了！

    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听后，不假思索，就表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酃县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走！”

    朱德、陈毅等人闻知，知道再劝阻也无用了。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大队分裂和走上极端之路，同时也担心二十九团孤军深入，有被敌击破之虞，同意让二十八团一同前往，出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突发性变故的环境中作出的决定。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沔渡出发，冒进湘南。

    红军大队离开沔渡后，二十九团回乡心切，行军如飞，日行100多里，一口气走到水口宿营。

    二十八团紧追不舍。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他们本来不想去湘南的，但也不想去永新，他们提出想去赣南。如今，奉了朱德军长和军委之命，为保护二十九团，才去湘南。他们对二十九团竭力坚持回湘南的表现，觉得有点反常，说回去增援永新，一天才走30里，说回湘南就日行130里，真是不可思议。

    得知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泽东觉得事态严重。他立即又写了封长信，派人急追，力图把红军大队拉回来。送信人追到水口时才赶上红军大队。朱德、陈毅等阅信后，在水口又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杜修经主持，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主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的问题。

    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还是维护毛泽东的意见，力主回边界，但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去湘南。王尔琢气得与杜修经顶撞起来，杜修经竟反讥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口气极为强硬，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九团仍然向湘南移动，二十八团随后跟进。因为沔渡会议后，杜修经曾去请示过边界特委，有过特委书记杨开明认可的话，何况杜修经是湖南省委的代表，竭力坚持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如今，大队已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了，二十八团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二十九团向湘南进发了。

    二十八团的这种困惑，可以想见；而朱德作为一军之长，则有着更多的困扰和隐忧。

    因为，朱德知道驻守湘南重镇郴州的敌方军队是范石生的十六军。他担心四军与范部交火。朱德与范石生是当年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后又一起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袁护国军，两人虽信仰不同，各事其主，但私交甚笃。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转战千里，在危难之际，曾得到范石生的真诚帮助。范石生给朱部解决了弹药装备及军饷等军需物资，朱部才得以渡过难关。后来，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解决朱部，范石生又偷偷地将消息透露给朱德，让朱德率部脱离险境，还赠送几万元现洋给朱部充作军饷，尔后工农革命军才折向韶关，到了湘南。如今，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攻打的对象会不会是昔日的友军范石生呢？如果不是，固然为好，如果是的话，岂不落个不讲义气、忘恩负义的恶名？

    对于这段交往，杜修经是不知道的，而陈毅、王尔琢知道，得到过范石生资助的二十八团官兵也知道。这怎么能不让朱德和二十八团官兵困惑呢！

    红军主力被迫向郴州进发。

    郴州，是湘南的重镇，为国民党专署驻地，也是湘粤赣三省的交通枢纽。

    “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交作两步走。”7月23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24日，部队到鸦市坪的第二天，一大早，红二十九团官兵不知是复仇心切，还是欲抢头功，连敌情也没有侦察、研究，便开始了进攻。本来，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意欲等朱军长他们到来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在上、下两头热的情况下，胡少海掌握不住了，只好下达攻击命令。及至朱德、陈毅、王尔琢赶到鸦市坪时，战斗已经打响了。

    战斗片刻后，才知道驻守郴州的果然是范石生的部队――第十六军四十六师的一个补充团。

    怎么办？朱德想起当时在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说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自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朱德犹豫了。随即，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这时候，没有一点战略观念和统战思想的杜修经却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在这位权高位重的湖南省委代表面前，朱德左右为难。打，对不住范石生和友军；不打，难以说服杜修经和二十九团官兵。权衡再三，出于执行湖南省委指令的考虑，为了红军的利益，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一场不该打的战斗开始了。当时的部署是：二十九团以进攻牙石桥为目标，二十八团以进攻苏仙桥为目标，一个个精神抖擞，向郴州城发起了激烈的进攻。

    谁知，一场灭顶之灾发生了，红军兵败湘南！

    驻守郴州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打懵了。他知道前来进攻的部队是朱德的红四军，也知道朱与范石生的关系与旧约，自认为红军的进攻，是朱部路过郴州，碍于国共两党的原因做个样子的，于是下令补充团退守。

    补充团不战自退。二十九团不知内情，以为是守敌怯战，于是愈加勇猛冲击。一时，枪弹如雨，遮天蔽地，补充团的士兵一片片倒下。

    二十九团的勇猛冲击，把张浩气坏了，欲请示范石生，范又到广州去了。这位年轻刚烈的师长，面对着部属的请求和士兵的伤亡，当即下令驻守在苏仙桥的四个团从城北向县城逼进。

    此时，红二十九团已攻入郴州。“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枝虽较少，作战能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入城后，战士们疯狂地东奔西跑，不少人私自离开战斗群体，上街理发、吃东西去了。傍晚时分，敌军开始反扑，二十九团腹背受敌，情势非常危急。

    朱德、陈毅、王尔琢闻报，急令红二十八团赶来增援，挡住了从苏仙桥方向往县城反扑的敌军。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军伤亡很大。面对着数倍于我的敌人，硬顶下去是要吃亏的，于是朱德等发出了边打边撤往资兴的命令。

    当红军大队退到郴州的东江时，一清点人数，二十九团千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建制被打掉了。只有胡少海、龚楚带了一二十个通讯人员和特务连少许人返回，建制稍完全一点的是萧克带领的一个连（六七十人）。二十八团也有些损失，但基本队伍完好，建制健全。

    红二十九团垮了，几乎全团覆灭。见到这种情状，团长胡少海痛苦流泪，党代表龚楚却不以为然。后来得知：红二十九团从城里突围出来时，一部分人员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终”。

    对于这段历史，亲历者萧克回忆说：

    “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我就叫我们这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8、9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45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郴州一战，我军“先胜后败，撤出战斗”，损失惨重。红二十九团从此不复存在。此事史称“八月失败”。

    在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同时，边界遭致极大损失。

    8月上旬，由于红军主力远征湘南，赣敌依仗强大军力和精良武器，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保存实力，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区，红三十二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一时，赣敌相继占领永新，随后又占领莲花、宁冈，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小，仅拥有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岗区和大院区，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踞。

    敌正规军侵入根据地后，各县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继而为虎作伥，甚嚣尘上，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实行了疯狂的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白色恐怖遍及边界城乡。这时，边界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塌台，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敌人的淫威下，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进行烧杀。各地的土豪劣绅、“还乡团”乘机反扑，夺回农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整个边界笼罩着一片阴霾，恐怖至极。

    在永新，永新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领大股白匪，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从永新县城一直杀到田镇，又从田镇经南城直扑塘边村，将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幢，祠堂11幢，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老弱病残群众均惨遭杀害。

    宁冈，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因为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的腹心，敌人对宁冈的报复与烧杀尤为猛烈。湖南的国民党军从酃县进入宁冈，把睦村、上寨一带80多幢民房烧毁；赣敌到来时，一次就把坝上村300余间房子烧尽；大陇、乔林、天坪一带半数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个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被敌人烧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杀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户人家全被烧毁。据宁冈当年的老苏区干部苏兰春、谢合斌、胡洪秀、凌登云、龙云芳等回忆统计，在“八月失败”中，宁冈被杀人数达942人，坐牢229人，随军外出113人，阵亡117人，损失枪支48支，土炮49门，鸟铳396支。国民党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豪绅地主对宁冈人民实行焚烧政策外，还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钉在墙上）、倒挂金钩、活割剖腹、挖心肝、点天灯（肚子上挖个洞，点灯烧）等十多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区宣传委员谢冲波和东源乡干部邓海波，在“八月失败”前后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不幸被地方反动武装抓住，受尽敌人严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敌人把他们押在新城西门外，割去他们的鼻子进行逼供。他俩痛骂敌人，敌人又割去他俩的耳朵、舌头，直至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

    这样的例子在边界各县都有发生，惨不忍睹，不胜枚举。

    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败，边界的失陷与受难，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必须注重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不能采取分兵冒进的政策。

    对于边界的“八月失败”，当年的关键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之后曾写下沉痛的忏悔之言。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杜修经所言倒属恳切，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八月失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八月失败”的发生，萧克认为是“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结果。这一观点很有见地，耐人寻味。

    在此，我们不妨剖析、阐发一下“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主要史实：

    1.上面的错误倾向。

    主要表现在：

    （1）省委有指令。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南暴动相联系”。这就为红军大队开往湘南提供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方针。

    （2）杜修经的策动。杜修经为湖南省委特派巡视员、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他“导扬其焰”，即“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朱德在1962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这是有道理的。因为，（1）杜修经只知形式地、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虽然他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也同意了与会同志不去湘南的共同主张，但是，数天之后“又坚持省委意见”，变卦了；（2）在7月15日在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杜修经不仅“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而且认为攻打湘南“还是有利的”；（3）杜修经在主持水口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来信时，仍然认为红军大队回边界“不能解井冈之危”，去打郴州还可“围魏救赵”。当王尔琢反驳他时，他竟以势压人，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4）当7月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时，杜修经下令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发起攻击，朱德赶到加以制止时，他坚持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些都说明杜修经在冒进湘南的全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实在是“八月失败”的主要决策人物。

    （3）杨开明的支持。杨开明是“八月失败”前夕由湖南省委派充湘赣边特委书记的。在分兵冒进湘南这一问题上，他是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支持杜修经的。当杜修经回来请示毛泽东和边界特委时，毛泽东不在，他却公然表态支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从而，使红军大队去湘南有了特委的认可。

    2.下面的错误倾向。

    主要表现在：

    （1）二十九团官兵回乡心切。他们“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竟瞒着军委召开士兵委员会，擅自决定去湘南，连带路人、出动时间都决定了，在朱德、陈毅等的劝说下，仍一味坚持去湘南，甚至提出“我们自己指挥自己”，表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倾向。

    （2）龚楚充当了“回湘南的主角”。他是红二十九团的党代表，却使该团党组织失去作用。据当年的二十九团老战士回忆，二十九团从龙源口战斗换上步枪后，部队日渐滋长骄傲轻敌情绪，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时刚好湖南省委派来了一个代表杜修经（当时不知其名），我听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到我们一连说，省委代表要我们部队回湘南去。这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整个二十九团都传开了，上至团长，下至士兵、伙夫，都喜欢得很。团长胡少海，宜章人，团党代表龚楚，广东人，他们也想回家，尤其是龚楚，他是回湘南的主角，告诉各营党代表，并要他们告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整个二十九团产生动摇归家的念头，有时还出现不听指挥的现象。”这样就使，整个二十九团党组织完全失去作用。当杜修经回宁冈找毛泽东商议时，龚楚对杜说：“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可见龚楚当时简直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由于身为团党代表的龚楚如此，二十九团党组织才拢不住人心，官兵的思想情绪和极端行为无法遏止。

    （3）胡少海也有过失。胡少海是红二十九团团长，在冒进湘南的军事行动中，态度暧昧，实际上是支持错误意见的。“团长胡少海，宜章人……也想回家。”他在几次会议和重要场合，没有出面支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的正确主张，而是同杜修经、龚楚站在同一立场，致使团代表龚楚能为所欲为，杜修经有恃无恐。

    （4）二十八团也不愿回永新增援。二十八团虽然是为了保护二十九团才跟着去了湘南，但二十八团却提出过要去赣南，也可见二十八团对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基也不深，客观上助长了二十九团的军事行动。

    正因为如此，上、下错误倾向的作用，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便成为一种必然，造成失控局面而失败。

    “八月失败”事发前，“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如何评析呢？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及八月失败时曾写道：“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军委的一个含蓄的批评。

    当时的军委书记是陈毅。他和军长朱德一直跟随着红军大队。对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他俩为什么“未能加以阻止”呢？对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客观、公允地加以评析。

    我们认为，在红军主力冒进湘南的过程中，军委和朱德确实做了许多劝阻工作，但阻止不力。朱德、陈毅一直是赞成毛泽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不赞成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主张的。为此，在各种会议和场合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千言万语的解释”，但“三劝四劝也不行”，劝阻无效。当红军大队在杜修经的鼓动、怂恿下进军湘南已成事实时，朱、陈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被迫同意红军大队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和突发性变故中作出的决定。这种应变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不应看得过重。

    我们持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史实依据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朱德、陈毅是明确赞成毛泽东意见，反对冒进湘南的。

    第二，当“异外的变故”发生时，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擅自决定出击湘南的消息一传出，军委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劝阻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曾这样记载：“朱德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去酃县，一致收拾酃县，本因再攻茶陵，时永新已到赣敌，故又拟折回宁冈去永应援，岂知发生了一异外的变故：二十九团到酃后，因该团系湖南宜章农民，因不察边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令……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可见，事发后，军委开了扩大会、兵士代表会，朱德作了演讲，“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做了劝阻工作，“多方面解释阻止”，但无效。

    第三，部队回沔渡后，朱德、陈毅针对当时的状况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并派杜修经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定夺军事行动。对此，杨克敏记载道：“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5号在沔渡又开过一次扩大会……”杜修经也回忆：“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沔渡，军委为了近日部队行军纪律松弛，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但只觉得这个决定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应征求他的意见，（军委）让我去特委找毛泽东同志商议后再行动。”可见军委和朱德在此时仍是持审慎态度的。

    第四，红军大队至酃县水口时，军委再次对进击湘南问题召开会议讨论。“军至水口（酃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此可看出军委的决定事出无奈，从保护二十九团计，红军大队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败郴州后，在桂东前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朱德毅然决定红军大队随毛泽东回师井冈山。这个会议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杜、龚两人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开展湘南工作。这时，杜修经提出：“是不是要陈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听后大为恼火，说：“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这“硬要拉垮”几字，足见朱德的一贯态度。

    因之，我们认为上述史实足可说明，军委和朱德在面临杜修经等三番五次将红军大队拉往湘南的过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的，只是劝阻不力无效而已。当然，“如果态度坚决，多做思想工作，说服干部战士，是可以挽回的。”如今，在研究井冈山斗争历史时，提出这个问题讨论，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深究个人的历史责任。